1933年4月底，在滦东地区南段，中国军队与日军隔河对峙；滦东地区西南段与北段，中国军队沿平谷—三河—蓟县—玉田—遵化即蓟运河东岸一线与敌对峙。

因担心久攻不下引起国际干预，关东军曾一度接受天皇命令，20日将进入滦东的日军撤出，返回长城一线。

但是，日本关东军对中国长城守军的进攻并未因此停止。

就在其东线越过长城的部队受命退回长城一线之日，板垣征四郎密报，他已策动张敬尧等计划于4月21日在北平发动变乱。

为了牵制平津中国守军，并促反蒋的地方实力派发难，武藤信义下令第8师团猛攻中央军防守的南天门阵地。

南天门这时是由徐庭瑶所属黄杰的第2师担负防守任务的，该师奋勇抗击数天，终因伤亡严重，于26日交防于刘戡的第83师。

第83师接连抵抗了3天，最后亦因伤亡过大，被迫于28日放弃南天门，退往新开岭防守。

而此时板垣所报告的所谓张敬尧等将发动叛乱的消息，却无一实现。

面对这种局面，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局势。陆相荒木贞夫认为：

“扩大不扩大（战争）要对时间、地理、兵力三方面进行考虑，如时间能缩短，地域和兵力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

他要求内阁批准关东军在滦东地区的进击，以利速战速决。

与此同时，武藤信义也顽固地想要推动华北地方实力派的分化，他依据参谋本部的意见，在30日下令，为促使华中、华南分裂，第8师团应向石匣镇、新开岭进攻，第6师团应向桃林、石门寨、建昌营进攻，迫使华北当局与日本关东军订立一项有利于确保“满洲国”安全的停战协议。

5月3日，日本关东军在军部和内阁的支持下，在积极补充消耗兵员和装备的基础上，对滦东及整个平津外围地区发动第三次大规模进攻，企图“予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并要求平津地区的日本驻军和以旅顺口为基地的日本海军第2外遣舰队，“以严肃态度支援关东军”。

5月6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命令关东军“断然对长城沿线所有中国军队反复进行打击”，“造成华北当局实质性的屈服或导致瓦解”。由此，长城抗战进入了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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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10日——5月31日）冀东沦陷及塘沽协定签订后态势图

5月7日，日军兵分两路发起攻势，由经补充加强的第6师团、第14及第33混成旅团，出冷口、迁安一线进攻滦东地区，威胁天津；

以海军第2外遣舰队沿秦皇岛—塘沽海岸线侧应之。由经补充加强的第8师团、骑兵第4旅团一部倾全力进攻古北口，企图攻占后直下密云，进迫北平，从北南两路对我平津地区形成钳形攻势。

长城沿线中国守军因两月苦战，人员、装备均损失极大；国民政府将重兵用于“剿共”，致长城一线无后援部队，中国守军均陷入孤军鏖战；加之国民政府忙于对日媾和，无心再战，遂使这一阶段的长城抗战迅速出现不利局面。

5月7日，日军突破滦河东岸突出部中国守军第51军防线，继而向两翼扩展。11日夜，日军从多处地段同时渡过滦河。

北平军分会乃令何柱国、于学忠、万福麟率部撤至宁河、宝坻一线，并令商震、王以哲等部也撤往该线，与北部第29军据守的平谷—三河防线衔接，组成新防线。

5月16日，日军占领遵化，17日侵入玉田，18日攻陷玉田，19日占领蓟县。至5月下旬，南路日军主力侵占了秦皇岛、北戴河、抚宁、卢龙、滦县、昌黎、唐山、乐亭等县，推进到芦台，直逼天津。

另一部日军在占领遵化、蓟县后，向北迂回，进迫古北口、南天门中国守军背后，企图与正面进攻之日军合围该地守军。北平军分会急令傅作义部向怀柔一线展开，阻击日军。

古北口—南天门一线中国守军自5月10日起，又连续与敌血战4天，第2师、第83师几乎伤亡殆尽，但仍坚守不退，致敌不能得逞。

14日拂晓，日军第8师团发动总攻，第25师与敌激战3小时，将敌军拼死击退。后日军又反复进攻，第17军将士咸抱与国土共存亡之气概，节节抗击，直至阵地全部化为焦土，仍拼死固守。

鉴于第17军伤亡殆尽又无补充，北平军分会于5月14日令其撤往密云，古北口—南天门落入敌手。

古北口抗战前后两月有余，予敌重创，悲壮激烈，是长城抗战中作战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一战，连日军也称之为“激战中的激战”。

第17军后撤后，北平军分会令第26军（军长萧之楚）进入九松山预备阵地敌前接防，北路日军乘势于5月19日占领密云。

5月下旬，日军进至顺义附近，其前锋距北平仅50余里，同时，原从遵化、蓟县向北迂回企图突袭、夹击古北口的日军，见古北口已破，遂西攻三河，防守这里的第29军一部也奉令后撤通县，日军随之进迫该地。

南路日军占据滦东后，又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据芦台威逼天津；另一路则转进宝坻进逼香河，与进迫通县和顺义之日军，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

至5月下旬，日军已侵占平津以东地区22个县，进至北运河与蓟运河之间，缺乏后援的中国守军，在此两河地区，勉力支撑，与日军对峙。

而傅作义第59军自抵怀柔之后，从5月15日至20日，“不分昼夜地加紧构筑工事，并得到当地人民的多方热情援助”。

21日，进抵怀柔之郊的日军先头部队，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旋即被击退。

23日拂晓4时，日军第8师团主力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之后，以装甲车掩护步兵向怀柔沿线中国守军发起强攻。

59军与敌连续血战15小时有余，击退日军11次进攻，致敌死伤千余人，而中国军队防线完整无缺，并拟于当晚遣精锐夜袭敌营，灭日军虎狼之师之凶焰。

是晚7时，突接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命令：“着全军即刻停战，撤至高丽营集结。”

此后，何又三次致电傅作义，命令全军立即开始后撤高丽营一线。午夜，第59军以团为单位，逐次向指定地点秘密后撤，集结于高丽营一线，长城抗战的最后一仗就此结束。

5月26日，北平军分会派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与日本第8师团长西义一面洽停战，日方除原提出的4项条件外，又增加“随时派飞机侦察，及用其他方法，以视察中国军之撤退状况。

中国方面，对此须予以保护及一切之便利”的条件。何应钦表示接受，并于5月31日通令各部队：

一、对阵地工事之构筑，即日停止工作；

二、凡第一线之突出部队，均撤回预定之线内；

三、对敌飞机停止射击。

当年3月30日，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并兼任外交部长。此前，蒋介石已定下对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

汪到任后，力主由抵抗交涉并存转变为对日谈判的政策。4月中旬以后，他一面寻找、委托第三国斡旋，一面派出亲日派、知日派人物多方奔走，频频与日本驻华、驻外官员接触，探听日方真意。

4月27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陈仪在上海，对日本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根本博中佐，转达了军政部长兼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关于中日停战谈判的意见。

当时，日本当局鉴于长城沿线中国军队之英勇抵抗，担心孤军深入并被中国军队入热河切断其补给线而全军覆没，加之英美等西方大国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日趋尖锐；同时，这一时期日苏关系亦趋紧张，因而同意与中方谈判。

4月29日，关东军电示根本博：若中国军队按日方要求撤军，可以谈判。“根本博在上海，按照关东军的示意，与中国当局探索双方停战意向，停战问题逐步趋于具体”。

5月3日，国民政府按照早已内定之计划，任命亲日派人物、前外交部长黄郛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具体负责与日方谈判。

日本为取得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并压服国民政府接受其条件，因此，计划发动了长城战役的第三阶段攻势。

5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发表声明：“中国军队如果断然放弃原来的挑战态度，撤退至远离（伪满洲国）国境线（此时已指热河省境）地区，我军将迅速回到长城一线。”

5月17日，关东军在《关于长城以南地区第一次作战的停战善后处理方案》中提出：

“要利用华北方面战局进展有利的现状，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而提议停战，我军即接受提议，进行谈判。”

在日本硬软两手交替作用下，5月17日，“黄郛认为时机成熟，自上海赶赴北平”。

5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由日本驻北平的永津助理武官负责停战谈判。同时，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及驻平津地区日军下达了《华北方面停战指导要领》。

5月21日，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徐庭瑶固守北平，其他军政机关全部移往保定。

汪精卫则明白告诉谈判代表黄郛：“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

其实，日本军部并不想此时占领北平，故已突然刹车，于22日电令武藤迅速与中国华北当局签订停战协议。而中方对此全不知情，深恐日军会大举进攻。

日方这时由武藤转达永津的停战条件为：

（1）中国军队速撤至延庆、顺义、宁河、芦台线之西之南，此后不得越线前进；

（2）中国军队照线退却，日军不续追击；

（3）日方于确认第一项条件实行后，自动撤退至长城线。

据此，永津等密邀受命到北平组成行政院政务整理委员会并任委员长的黄郛，当夜与日方举行秘密会谈。

因担心事机迫切，深信永津等关于日军天明即将大举进攻的威胁，黄郛在反复商谈不得结果的情况下，于凌晨时分最终依据日方条件与永津等达成了口头协议。

当天，何应钦等将日方条件分别电告了蒋、汪。汪精卫态度坚决，回电表示：“弟决同负责，请坚决进行为要。”

蒋介石则稍有顾虑，但也仅限于强调此种条款“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他亦深信：“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

这就是何应钦急令傅作义部和第29军驻守三河部队后撤之内幕。

5月25日，何应钦派代表、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徐祖诒以北平军分会上校参谋徐燕谋的名义赴密云，向日军第8师团长两義一中将正式提议停战。

然后，在日方拟定的《关东军司令官之意志》备忘录上签字，双方就停战谈判问题取得一致意见。随后，关东军司令官命令各部队停止作战行动。

在前线将士浴血抗战之时，国民政府却积极谋求对日妥协，消息传出，全国民众与舆论哗然，反对之声骤起。

但是，汪精卫、黄郛等意志甚坚，汪精卫在给黄郛的电报中称：“弟以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任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

5月25日，南京国防会议通过决议，同意接受日方停战条件，但要求“只限于军事，不涉政治”。

5月30日，中日停战谈判在塘沽日陆军运输派出所正式举行。中方首席代表为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同时，日本海军舰只开入塘沽港，以示威胁。

谈判开始后，中方随即提出了有关恢复战区原状、维持治安等要求的意见书。日方提出已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基本内容与5月23日晨的《停战方案备忘录》大致相同。

而冈村宁次则蛮横地表示：“鉴于此次停战协定之性质（意为日军在战场上占据了有利态势），只需质问中方是否同意关东军所提示之协议案，故中方上述提案不在回答之列。”威逼之意，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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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协定》签字仪式上的中日军方代表 图片来自网络

5月31日，在日方所提原案不得改动一字的条件下，中方首席代表屈辱地签了字，被称之为《塘沽协定》的城下之盟终于产生，并立即生效。

协定规定：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得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

二、日本军为确悉第一项协议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施行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

三、日本军确认中国军已撤至第一项协议之线时，不超越该线续行追击，且自动概归还至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第一项协议之线之北，及以东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不得以刺激日本军感情之武力团体担任。

五、本协议签字后，即生效力。

协定签字后，根据中方代表的要求，日方只同意在协定之外补充说明一条，即“万一撤兵地域之治安发生扰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镇压，应由双方协议之后再作处置”。

“塘沽协定”的文字，充满了日本关东军对中国军队的轻蔑和污辱。它的签订，不仅承认了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在事实上认可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非法侵占。

而且，使中国失去冀东滦县、昌黎、乐亭、抚宁、迁安、卢龙、宁河、丰润、玉田、遵化、宝坻、通县、三河、平谷、怀柔、香河、蓟县、密云、顺义、都山和兴隆等20余县的完全治权。

在此区域内，中国不得有军队，即使地方警察也必须于事实上仰承日方旨意，否则必受“刺激感情”的指责，承担破坏停战协定的责任。

同时，在实质上承认了日本侵占热河省的“合法性”，使伪满洲国的“国界”扩展至长城一线，而且，使得平津地区在日军武力威逼之下大门洞开。

战后日方亦承认：“日军越过长城线在关内河北地区设置了有力据点一事，意味着作为将来继续进入华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不久即走上通往中国事变的路程。”

《塘沽协定》还为日本进一步侵华提供了条件。协定签订之后，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天津《大公报》在社论中指出，协定中“充满战胜国对战败国之形式，狰狞面目，活跃纸上”，要求当局“不必讳言屈辱，勿再饰词自欺”。

胡适则直称协定签订是个“国耻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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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协定》的双方谈判代表。中方代表熊斌（前排右四），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前排右五） 图片来自网络

《塘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长城抗战的最终失败。而其首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继续奉行了对日妥协政策。

日军进犯热河后，国民政府虽继续了一二八时期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实质上外面抵抗，心向交涉，以抵抗作为利于交涉的筹码。

当时，1933年3月，蒋介石调集了50万兵力发动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刚刚失败，他正坐镇南昌，忙于整顿、调集重兵，以图再战。

日军正是趁此时机，才敢于以相对不多的兵力挑起战争，蒋介石虽两次赴华北进行布置，但他多次表示，要以现有兵力尽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军，调兵增援是无法办到的。

而汪精卫兼任外长后，鼓吹对日谈判，与蒋介石不谋而合，转向“一面交涉”，断送了广大抗日将士长城浴血抗战的战果。

长城抗战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国民政府不图自立自强，一味寄希望于国联及西方大国的干预。

日军侵犯热河之始，国联及西方大国当即采取了强硬立场，中国也一再呼吁国联及各大国实施对日制裁。但面对日本的蛮横独行，西方列强一时束手无策，除以言词继续显示强硬立场外，未能采取有效约束日本的有力行动。国民政府的“希望”亦自然落空。

长城抗战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单纯防御的军事战略。

当时，中日双方的军事差距是明显的，日军一个齐装满员的师团即有3万余人，其总兵力虽不占优势，但武器占尽优势，飞机、重炮、装甲车乃至军舰一应俱全。

而中国守军虽番号众多，但齐装满员者不多，如第29军3个师合计为22000余人，一部留守阳泉等地，开赴华北前线的仅15000余人；况且，该军三分之一的枪械为老毛瑟枪，还有三分之一竟是军械所以旧枪械拼装制造的，重武器尤其缺乏，在与日军进行阵地攻防战，中国守军被敌重兵器杀伤甚众。

不过，当时中国军队并非没有优势可言，作战过程中日军最担心的是：“日军补给线通过艰难的热河省，易于断绝。”而中国军队只是一味防御，未能实施机动作战，深入敌后，切断敌后勤补给线，困毙日军，逆转战局。

特别是在两军对峙，日军战力一度殆尽之际，坐失战机，致使日军从容补给，发动了第三阶段攻势。

长城抗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中国爱国官兵表现出的英勇作战、不惧牺牲精神，尤其是第29军喜峰口的苦战及第17军在南天门一带的血战，都是“最悲壮的牺牲”，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信心，挫败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傅作义在奉命后撤时，曾对何应钦说：“只有敌军先撤，我们才能撤。我们决不在敌人火力下撤退。”

长城抗战发扬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显示了中国人民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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